父亲的树

　　植树节后清明节前的一个平常日子，我抽空回了趟老家。走近老屋场，我眼前一亮，父亲78岁时栽种的四株枫香已长到碗口粗了，而且正赶着劲吐着新芽。看着树，不由得怀念起父亲来。
　　父亲是在奶奶从田里劳作回家经过一棵梓树下出生的，这也许就注定了父亲与树结下了不了缘。可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年，那棵梓树也老死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树？它生长在我上小学必经之路旁，是一棵苍老得仅剩半边主干，却树荫稠密，活过了近百年的树！它是一棵用倔强的生命，同大自然的宿命抗争的树！
　　父亲两岁时，爷爷因病走了。四岁时，奶奶改嫁他乡，父亲便随了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到十岁，父亲便独自一人回归了自己的家乡，靠祖上的一个婆婆收留，每天帮着邻里打柴混口饭吃。十五六岁后，便开始砍柴烧炭卖到郴州城。父亲做事任劳任怨，村里人都叫他“骡子”。母亲曾给我们说起，那时之所以同意与父亲的亲事，看中的正是他肯干肯做肯拼。父亲也没令母亲失望，在劳力不足且靠攒工分过日子的20多年里，凭着自己的双手和肩膀养育了我们五女两男七姊妹，却从来没有到集体借过一粒粮，超支过一分钱。
　　1980年，父亲被村民推选为生产队长。林业部门要他带头发动植树造林，他高兴极了。跟老百姓做工作，只用三句话就做通了：树在山上长，人在家中懒，钱在袋里赚。家里男劳力少，可父亲对队上分配的植树任务从没打过折扣。植树季节只要不下雨，每天5点多钟便起床砍山、烧山、打穴。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第一年拿下了400多亩杉木林，第二年又拿下了300多亩杉木林。按当时的人口算，每人平均造林12亩多。十多年后，这700多亩杉木林成了各家各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杉木更成了“应急树”、“救命树”。而我也是杉木林的受益者，初、高中大部分学杂费都来源于此。正是受此影响，高中毕业时，我想都没想，所有自愿填的都是林业院校，虽然当年考的不好，但也实现了从“农门”跳到“林门”的愿望。
　　1982年，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森林法颁布后，父亲把心思更多地放在育林和护林上。家里责任山是村子里造林最多的，家里的南竹林、油茶林是村子里培育最勤的。在那个以柴草为能源的时代，父亲对我们砍柴的要求极严。记得有次，我到自家的松林里将一颗大松树的枝去得只剩下三盘，父亲发现后，将我狠狠揍了一顿。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村子里大部分人对山上的树木除砍伐外，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补种和管护了。到2000年左右，昔日的杉木林、松木林基本成了荒山，油茶山和南竹林也成了秃子。可唯独父亲对造林的情感没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对造林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每年植树节前后，都会要我买些苗子回家，同他一起种树。每次都说：我是靠树养大的，你也是靠树养了二十几年的，要种树——代代种下去。
　　2011年，父亲走了，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几片林子。就在去年，因市政建设需要，我家几片油茶、杉木林被征用，我还得到了一笔青苗补偿款。而我又给了父亲什么呢？连他走时的棺木，都是他自己栽树、自己砍下、自己亲自张罗做的。每每想起这些，泪水便不住地夺眶而出。
　　一阵风来，眼前的枫香摇曳招展，仿佛父亲的召唤，父亲的叮咛。好想再回到从前，再陪父亲一起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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