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初，萧乾夫妇从北京飞来上海主持全国笔记丛书会议。而对85岁高龄的萧乾先生来说，比参加会议更重要的，是看望他的“挚友、益友和畏友”—91岁高龄的巴金先生。从申城明媚的春光中，萧乾夫妇采撷了浓烈似火的红玫，扎成了最娇艳的一束，然后驱车前往华东医院。
那是个下午，一行人来到病房跟前，训练有素的护士小姐就迎了出来：“真不巧，他睡着了……”
萧乾一听，忙压低了嗓门：“一让他睡，让他睡……我等一会儿。”
护士抬眼望一望这位拄着手杖、头顶只飘拂着几根稀疏白发的老人，心里颇不过意：“要不，我一去叫醒他……”
“别，别！”萧乾忙摆手制止，“他在做梦，让他做一个好梦……”
这时，有人在旁提醒萧乾先生：“三点钟还有记者采访您。”
“不管他！”萧乾先生依然摆着手，“天大的事我也等着，我等他梦醒了再进去。”
在夫人的搀扶下，萧乾先生来到病房外面的休息室坐下。他原本患有肾疾，在抵沪之前，又腹泻了一个多星期，再加上连日的会议和访谈，颇感虚弱疲惫。这一刻，他将手杖放在一边，靠着沙发，微微合上了双目。
室内很静，摆满四壁的鲜花，无言地渲染出一派烂漫春意。他想小憩一会儿，但是那些花朵，那些妮紫嫣红的嫩瓣，在他的眼皮下晃动，晃成一个彩色美丽的梦，遥远又遥远的往昔岁月，便似一本摊开的相册，出现在眼前。
1933年底，凛冽的北风中尚无春的消息，他一蹦一跳地跑在燕京大学内那条通往蔚秀园的小道上——天地之间，这个新闻系的年轻学生羡慕那些宽肩膀的魁伟汉子，意欲改变自己生成的这一副不高的“庸常尺寸”，所以总爱这么跳着走路，跳着去够路边高傲的树丫。那青春结实的脚步似有足够的力量踢碎封锁大地的坚冰，却无法踢开心底深埋的忧郁块垒。他常常在白天为自由飞翔在蓝天的风筝而欢呼，到了晚上却为风筝那点可怜的自由而悲泣，他恨那根束缚自由的细线，但更加粗暴的命运之绳，却在控制着他自己。创作对于他来说，便是以感伤的手抚摸自己的凄苦童年，以渴盼的声音呼唤人间的挚爱真情，也许确切地说，是呼唤他10岁时便失去的亡母之爱，呼唤10岁时便告别了的，但在心的一角永远光明的那个“纺织娘的世界”。而巴金的作品，那些摒弃了华丽词藻而以真挚的感情直扑人心的作品感动了他。得知巴金来到燕园的消息，便怀着一腔热情去看望他。将近半个世纪后，劫后余生的巴金写信给萧夫人文洁若：“你说萧乾已经68岁了。我还记得1933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的情景。那时他才24岁。”
年轻的24岁的萧乾(按现在的说法是23岁)，面对只比自己年长6岁的巴金，信赖地倾吐心中的一切：他为之倾倒的华林的“新英雄主义”，他在少年时领导的一次可笑的“罢工”……无论他说什么，巴金都耐心地听，温和的目光透过深度近视镜片注视着他。“一个对人性、对现实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巴金这样叮嘱他，又说：“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心与心碰撞在一起，友谊便这样拉开了帷幕。再没有比像他这样自幼失估，仅凭着自己的一双小小的脚独自走向茫茫世界的人更需要友谊的了。如果说，人生是一出戏剧，那么，友谊则是一条怎样重要的情节线！然而这条线往往十分脆弱，或虎头蛇尾，或断断续续，有时一个逗号便中断了一切，而一个省略号又省去了多少不可期的无奈的痛苦。有多少人，能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哪怕他是一个名人、伟人。
对于萧乾来说，他毕生都在渴盼这个圆满的句号，毕生都在用足了力去画这个圆。他曾写道：“我能活下来……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不能再惊动了。另一个我应称他做‘师傅’。”
毫无疑问，这个“师傅”便是巴金，而那“不能再惊动了”的一位，则是沈从文。萧乾的第一篇作品是沈从文为他发表的，萧乾的第一本集子，是沈从文为他作的序。这点点滴滴的一切，这最初最重要的关怀、帮助和友谊，萧乾都在沈从文逝世后的一篇悼文(没齿难忘》中写了。而早在1957年那场风暴从天而降时，沈从文却在批判大会上揭发萧乾“在三十年代就与帝国主义勾结。”这一箭刺伤了萧乾的心，但他舔着伤口的血依然关注这位师长，用颤抖的手为友谊画下了一个不甚完美的圆—权作一个句号吧。
也有他亲手撕毁的“圆”—那便是跟英国作家福斯特的友谊。1941年至1944年萧乾在剑桥大学因研究福斯特的小说而认识了他。这位大作家喜欢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甚至包括这个年轻人所养的猫。福斯特的人生哲学是友情高于国家。他们频繁地通信，他给萧乾看了当时锁在保险柜中要到死后才允许发表的一部小说原稿，给萧乾的猫带去礼物。直到1954年，英国的一个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福斯特还托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同时也是萧乾的朋友斯特劳施带来一本自己的新作和一封信给萧乾。在一个宫方的
招待会上，斯特劳施告诉萧乾，希望能有个单独的约会把书、信亲自交给他。为此萧乾犹豫徘徊了几天，但慑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仍不敢向领导提出单独与斯特劳施见面。友谊就是这么断了线。1966年8月23日黄昏，他被造反派从外面押回家来，只见院.里浓烟滚滚，他的妻姐正把他所有的文稿和信投入火中——其中自然包括福斯特给他的80封信。他眼睁睁望着未去阻拦，因为他已决定当晚即去天国与福斯特解释前嫌再续友情。天国没去成，1984年他又重访英伦，这时他被告知，在福斯特的遗物中，一封他的信也没有了。而他曾给福斯特写过100多封信，100多封啊！风从剑桥的河上吹来，吹走了他最后一丝幻想。他仿佛看到福斯特在听到了斯特劳施的报告之后，痛心疾首地撕扯着自己给他的每一封信，一面撕一面说：“这就是我的朋友萧乾—不，他不再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可恶的中国人，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漫步在剑桥柔绿的草坪上，心底的冰块久久不能化解。他们心自问：“如果允许时间倒转，我是否会改变当时的做法，最终为这段友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呢？”回答却是不幸的否定。在强权之下，友谊和人生一样，只能“譬如朝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那么，巴金呢？对于他的这个“师傅”，他曾经这么写道：“他不曾做了技将，教我一桩把戏。他却是个医生，部分地治疗了我的心灵。”
一个狂风摇着整个古城的下午，他揉着被沙子迷住的眼，闯进了这个“师傅”的门坎。外面，军警挥舞着雪亮的大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头上砍去。“师傅”望着他说：“好，你莫急着回去。留在这里，立在群众里面，我们要身经这次的亡国。”这是1935年12月9日，一个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日子。他因此奋笔写下了“栗子”等作品，如
“师傅”所鞭策的，投进更广大的人生。而为着这“投进”，他时时无情地切割着那与生俱来的忧郁的影子。他不知自己做得是否成功，但他努力去做。
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萧乾闭着眼睛，身体一动不动，满脸柔和的皱纹都舒展了。人们以为他睡着了，都不吭声，护士也踞着脚尖走路，轻微的脚步声如微风吹树叶。但他却一下子坐直了，睁开眼，不置一词却殷殷地注视着护士的脸，嘴一抿一抿地笑。善解人意的护士只好再次抱歉：“真对不起，我刚拿牛奶进去，他还……”
“不要紧不要紧，让他睡。”他压低了嗓门抢着说，好似反过来在安慰护士。
他再次靠到沙发上，可是心已飞到了他的“师傅”的病榻前。他揣想“师傅”正在做什么梦，他以为，“师傅”的梦里，无论是黑白的还是带色的，都会有他的一个形象。也许，人生便是在不断的梦醒梦睡中走完。他不能忘怀，他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便是在巴金的敦促下写成。这里记录了他人生最初的一个爱之梦的破灭。
“他醒了！”
蓦地听见这句话，他竟微微愣了一下，随即一把抓过手杖，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不要别人搀扶，径直朝病房里面走去，就像当年直冲蔚秀园那样。但是他已经不会跑、不会跳，不会抬起手臂去够今春的天空中飘拂的柳枝了。他甚至必须依靠拐杖的扶持，才能平稳微倾的身躯和微颤的脚步;但满脸生动的笑意，依然模糊地露出当年的顽皮相，当年的蓬勃青春和生命活力。
他走得不快，甚至可以说很慢。重逢在即的欢乐并不能冲淡心底的忧虑，以顽皮的笑覆盖心底的重压是他惯有的伎俩。在此之前，他已被告知巴金的情况：几次昏迷，血压很低，总之很不好。他不愿相信这一切。在他的心中，巴金是不老的。五十年代初他们泛舟北海，比赛谁划船划得快。他自忖年轻，使出吃奶的劲出了一身大汗，以为会把这个“师傅”甩在后面，结果竟是两船同时由此岸到达彼岸——他们打了个平手!他久久地为这个“平手”而欢欣、而回味咀嚼，似乎里面藏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如今当生命之舟渐次向着黄昏的天际驰去，无论哪一只船获得先达彼岸的殊荣，于对方都是不能忍受的。
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这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程。60多年的友谊，就浓缩在这一旅程中了——1957年，他已被告知变成“右派”了。平时呆在家里，邻居就在他的窗下恶声恶气地指桑骂槐，朋友们也天经地义地一个个离开了他。就在这时，他忽然被通知去怀仁堂开会。进了会场，没有人理他，他也知趣地不理任何人，孤独地缩在一个角落，就如在寄人篱下的童年，呆望着别人家的盛宴。而事实上这一刻的心情比童年更惨，因为这个“右派”的帽子，宛若麻疯病菌，附在他身上，把他整个儿地从“人”的世界逐了出去。世界对他来说，已变为猫与鼠两种动物所组成的天地了——他是一只老鼠，四面八方的猫向他扑来，追逐着、咆哮着，气势汹汹、张牙舞爪，恨不得撕了他，把他变作腹中的一道点心。他坐着，不敢抬头，不敢抬起头去承接各种各样鄙夷的目光，他脆弱而又顽强地维持着自以为自己做人的最后尊严。忽然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那个喊声再次响起，既轻微又熟悉，既遥远又贴近，明明白白地来自一个他久违了的人的世界。他缓缓地抬起头，又转过脸，如烛光在暗夜里一闪，他听见——不，他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被亲切地从一个人的嘴里呼出。那个人大步向他走来，把睽睽众目踩到了脚下。他有些惊愕有些不安，随即温热的暖流漾过身心—巴金，他的“师傅”，走到他的身边，一屁股坐了下来。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下意识地反反复复提醒他:“这里不是你坐的地方，你快走开……”可是“师傅”一向灵敏的耳朵好像聋了一样，根本听不见他的话，只顾循着自己的思路谈笑风生，向他问这问那，直到总理呼唤“巴金”，不得不起身离去时，依然急促地、小声地一再叮嘱他说：“要虚心，要谨慎……”
定一定神，巴金的声音犹然在耳。他多么想再听他对自己说点什么啊！但他不知还有没有这个可能。跨进病房这扇门的脚步变得无比沉重。有一瞬间他甚至十分犹豫，该不该在这样的时候去打搅这位老友。近10年来，他为了让巴金尽可能地多休息、多保养，他总是克制着不去打搅。无论谁让他给巴金转点什么，他都婉言地谢绝。1980年他开刀住院，巴金去北京，说要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听说后赶紧打了电话谢绝。以后巴金又有几次机会去京，也都只是打个电话互相联络一下。他深感属于巴金的时间不会很多，他更不愿巴金为他分散自己的一丝精力。两年前，听说有人攻击巴金，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表示对朋友的支持。就这也没惊动巴金，他只是让文章在巴金所能看得到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悄悄地，送去自己的一份深情、一份厚意……然而这一次，他是这样急切地想要见到巴金，也顾不上打搅不打搅了。所以，那一丝犹豫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便一步迈进门槛，他看见了他—他的“师傅”，正衰弱地躺在摇高了的病床上，一条薄被半盖着消瘦的身躯，嘴张得很大，但是发音已经很困难了，只是吃力地喘息着；而目光依然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向他注视，依然那么执著那么温和，似乎跟那己逝的年年岁岁没什么两样。他心一酸，踉跄地几步扑上前，伸出自己的手。几乎
就在同时，巴金也抬起了微颤的一只手，慢慢地移过来，移过来……他们的手终于握住了。他们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泪光在眼底闪烁，却是久久的沉默。在巴金，只能艰难地移动目光；在萧乾，千言万语在心头冲撞。他低下头去，看着巴金枕着枕席。这四月的天气怎么就用枕席了呢?也许，是病人的需要吧。他当然很想问问他的病情，但是抬起头来，却是脱口而出：“也许我会走在你前面。对冰心我也这么说，你—你们器官全，内脏没毛病，我少了一个肾……”
萧乾一语未了，巴金突然身子微微一动，嘴里吐出一个极轻微音节：“保、保……”萧乾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就把身子凑了过去，把耳朵贴近了他。这时护士走过来说：“你不必靠这么近，他听力很好。”
“是的，是……”萧乾慑懦着悄悄坐直了身子。看着巴金拼命挣扎却说不出来的样子，他心里难受极了，连忙胡乱点头：“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巴金的嘴依然一张一张：“保……重！”
这回终于清晰地吐出了肺腑中话语。萧乾也终于听明白了。
“保重！”这个情深似海的音节，那么重重地叩击着萧乾的心鼓。他想，巴金要我保重，是的，巴金嘱咐我保重身体，他自己这个样子了还惦着别人。确实，这就是我的“师傅”，我的挚友……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他竭力忍着：“放心，我会保重的，你也保重，我们都保重！”
他用自己的双手握住了巴金的双手，身子也不由自主又向前倾去。这一回，护士竟未加干涉，他唇角一抿，把一腔热泪抿进心底，显现在脸上的，是微微的笑意：“我呀，《尤利西斯》译完以后，写了一批纪念二战的文章。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出版社赶着出书。我把这些文章加上过去写的《人生采访》中有关欧战部分，编成一个集子，马上就要出版了。”
他絮絮叨叨地数说着，不曾忘记1979年夏巴金给他的信中说:“对你，我的要求是80岁前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现在，他写作和出版的书，已是“三四本”的十几倍了，但依然不忘向挚友报告自己的一点一滴，以此慰藉这真挚的友情。
果然，巴金虽然仰面躺着，两眼遥遥地望着天花板，但萧乾的一番话，显然在他那平静已久的心湖上激起了喜悦的浪花。他目光闪闪，脸颊的颜色显得红润好看起采：“南德、南德……”
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很明白，但是人们都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一时间，萧夫人、随行的记者，都凝神望着巴金，欲分辨他究竟想说什么。巴金也就一再攒动张嘴，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南德……我、我……”
“南德的暮秋？”萧夫人文洁若在一旁轻轻插了一句。
一语提醒了萧乾，他俯身向巴金：“对，对，(南德的暮秋》，当年还是您编的呢。”
巴金终于安静下来，喉咙里只剩下轻轻的喘息声。随行的人微露惊讶的感动之色，同时也欣慰这位文学泰斗思维的清晰和反应的灵敏。萧乾也有一些兴奋，又接着说:“其实岂止(南德的暮秋》，我那《人生采访》，一篇篇都是你从报纸上剪下来，为我编成集子出版的。那时我人还在国外呢!我早说过，当年你就不是拿着小5号电池光给自己照路，而是举着大马灯为许多人照路。现在你提倡讲真话，讲真话是你的最大贡献。可是，你知道我从来就胆小。我没你那么大勇气。我的口号是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有人反对我，有个年轻人还写文章批我，为这王蒙还写了篇文去反驳，表示对我的支持……”
他一下子滔滔不绝，说个不停，似乎为了不让巴金费力开口，他把所有的话包了下来，不留一点空隙。就这样，他不停地说、说……他真想永远这么不停地说下去，让语言携着真挚的情谊化作清泉，滋润这一颗寂寞的心灵，为衰竭的身体注人新的活力。但是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再一次俯下身去，说了告别的话，说了多保重；又再一次说了自己的肾，说了冰心，说了有关器官的话……无论他说什么，巴金都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他已不再试图说什么了。他只是静静地听，紧紧地抓住，抓住萧乾的手和每一句话，仿佛它们全稍纵即逝。而萧乾，也感到了这一握间的力和无限的深情，所以，他只能更紧地握住这只手……
随行的朋友为这一情景所感动，取出相机，刚要拍摄，护士轻轻走过来，悄悄地阻止。
朋友遗憾地收起相机。这时，只见巴金依然紧握着萧乾的手，脸上显出少有的激动神色，气也喘得更急促更粗重，随着喘息嘴里吐出一个含含糊糊的音节。也许他累了，无力把这个音节说得更清楚一些。人们面面相觑，连萧乾也有点不知所措。他竭力安抚他，让他歇着。可是巴金毫不理会。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地翁动着；头在枕上挣扎着往起抬，身子也在动，甚至还抬起一只手，不停地在空中挥着舞着，似乎在竭尽一切力量要说出这极为迫切的一句话。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他们屏息敛气地望着巴金，想分辨出他要说的这句心里话。萧乾则是五内俱焚。他想帮，帮不上;想劝，劝不住。他其实比谁都渴望听到巴金对他的裁言，这，也许是此生最珍贵最深情的人生话语；也许岁月无情，此生不再……
“照、照……照相!”用尽了全部生命的力量，巴金终于说出来了。
原来这样！
朋友赶紧掏出相机，对好了镜头。这时，巴金已复安静。他和萧乾手握着手，眼对着眼，谁也没有故意去望镜头，可是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彼此都意识到这次留影的珍贵与价值。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历史在这一刻凝固。长久不放的两只手，已被穿越时空的胶片维系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