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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谈母亲

发表时间:2016-06-02用户:获花雨纷纷落下阅读:1749
                                                   和父亲谈母亲
                                                   
                                                    获花雨纷纷落下
   
    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于父母的相对稳定的看法。父亲就是家里为我们树立的榜样。父亲小时候帮祖母烧火,火都灭了,他还在看书;镇里四月初一有大集,祖母给了他一点零钱让他去买米糕,他转了一圈回来钱还好好的,说省下来的钱可以买写仿纸……诸如此类的故事祖母不厌其烦地说,我们也不厌其烦地听。听得多了,心里就生出了麻木而且厌倦的感觉,虽然明面上似乎还是觉得应该学习父亲的样子:用父亲用废的备课本做练习本,没事了也会照着父亲的字练字;考试时心里想着父亲细心的样子,所有题都答完检查完也不交卷,还要在考试时间结束前再检查几遍。既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学父亲的样子,学的时候自然也就是三心二意的了。
    母亲的事情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母亲成长中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她自己不提,父亲和祖母也很少向我们说起。母亲的一切在我们看来很神秘。直到母亲去世后多年这种神秘在我和弟弟想来也依然如故。关于母亲我们是在对她对我们的日常照料和管教的记忆中感知的。有时候这种印象也来自她与别人的交往。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认知母亲的途径,那就是从她象山一样向我倾来的训斥和责骂中,我知道母亲不是一个温暖可亲的女子。弟弟也在他记录母亲生命中最后时刻的文字中使用了“智慧、威严”这样的字眼。在我和弟弟日后的回想中,是母亲给了我和弟弟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的基调。也许就在看似没有身教的传承中。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家里没有了先前会有的那种镇定和温暖,而笼罩着无法驱赶的不祥的慌乱。那种慌乱,恰似后来家中多年里应阵的号角。它由父亲吹响,在我们姊妹间呜咽。母亲带走了我们生活中的安详。代之以多年难以穿透的凝滞般的沉默。呜咽的号角似有似无,催促着我们将所有的其他都搁置了。生活中没有与旁人的交流,没有正常的对人情世故的观察和揣摩;没有自然、朋友、舞蹈,流行歌曲和电视里热播的连续剧。只有功课、学校,和那些只在书本上见过的崇高人物。远方,大海、沙漠,一望无际的天宇和苍茫无边的大地,还有承载着那些伟大人物的梦想的大都市,能想到的世界都在书的另一端。除此而外,没有更好的向未来和远方示好的方式。至多,跑一趟学校背后的土塬,吐一口青春的窒息。弟弟仅有的几个塑料皮的笔记本记满了由这样的日子溢出来的感觉。
    父亲匆匆忙忙,赶着一个又一个他的目标。我们跟在他身后,三个沉默的少年;还有上完班就紧张地操劳着家务的继母。祖母端坐在圈椅里,像一尊佛。被传诵的“文明家庭”。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尽管父亲不知道,家里其他的人更不知道。尽管别人也都没有看出来。问题显然早已经存在,只是我和弟弟都不知道。不只是那么简单,不只是因为遇到了一点点挫折,我们就被从按部就班的生活中被甩了出去。被那看起来动人的沉默包裹着的不适和压抑几乎不用费力,就大踏步地跨进了我们成年后的生活。一直如影随形般在我们身上的不适和压抑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病了,弟弟也病了。是那种在那个时候难以向人说起的病。一切都垮塌了。曾经的梦想,令人热血沸腾的远方和未来。这些年来支撑着我们的努力的心劲也一起远去了。
那些年里被搁置了的事物没有饶恕我们,它象个多年怀恨在心索要旧账的债主,不仅将我和身无长物的弟弟击倒,连父亲也没有放过。父亲从不知所措,到手忙脚乱;我和弟弟不知道怎样偿还它索要的东西,父亲跟在我们身后,用他那言不及义的劝说,省略了中间过程的对策,用浑身解数连连招架。即便这样,父亲也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儿子。我失去了跟我有着共同回忆、可以探讨无法与另外的人言说的过去和将来的弟弟。
 
    从那些噩梦般的经历中回过神来时,已经到了喜欢回顾往事的年龄。母亲常常被我带着功利心回忆。她起初被设想成因为对待我过于严苛而使我的自信的火花被过早掐灭的女巫;后来又是会使我的一切不幸消失的家中的精神之魂。我喜欢回忆父母亲在我们躺着的炕头谈论“暴露文学”,谈论《人妖之间》。我已经想不起来母亲对于父亲给她进行的讲解是怎样反应的了,那情景却被我当做我们家那时间幸福生活的经典镜头。到后来,光是回想已不再能满足我。对母亲的回忆终于使我忍不住要跟人谈论她,也谈论那显然已经将我吞噬的奇怪的生活和经历。
    但在我们家里,母亲是平日里不能提起的沉默。母亲这个人,连同她身上发生过的事情,都随着她的逝去成为了过往。我只是在祖母有时候说起我象母亲时感到母亲的存在。弟弟离开后,我整理他的日记,也曾看到他说祖母向他提起某某日是母亲的祭日。没有祭奠的祭日。我们与母亲之间看不见的血脉变得愈发苍白淡薄了。那种血脉却似乎以我们不能觉察的方式紧紧地将母亲和我们联系起来。
    祖母已经过世了,弟弟也离开了,唯一能与我谈论起母亲的人就是父亲了。与父亲谈论母亲常常让人觉得父亲说出来的和我感觉到的隔着什么,远不像我从前跟弟弟谈论母亲,我感觉我跟弟弟说的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另外什么人。父亲说,母亲“很任性”。这让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说。对于这句话,我一直将信将疑,无法将父亲的结论用到他试图表述的事情上去。
 
    想到母亲,常常想起环绕在母亲周身的事物。那是什么,我好象说不清楚,但我确信它存在。母亲一生有很多未曾实现的梦想,比如说她想考大学,比如说,想学完高师函授的课程,比如说,我曾听到过她对她的朋友说过,她希望有一天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这些,都没有能够实现。环绕在母亲周围,将母亲变得神秘的事物确乎不仅仅是这些,这些似乎都太有形、太具体了。母亲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哪怕是在她的民办教师生涯中。我曾亲眼见过母亲那些成功的同事,她们和母亲是不一样的。与她们相比,母亲显得不那么现实,虽然母亲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母亲的确给我讲过居里夫人的故事,确切地说,不是讲过,而是在我小时侯,母亲专门给我买来有关居里夫人的小人书,给我看过居里夫人的故事。她说,象居里夫人那样活着才叫真正地活着。就象母亲在我小时侯给我买来或订阅的其他儿童读物一样,我知道她不是无缘无故的。母亲总是责怪我不懂事,不开窍,她大概从来就不曾知道,我对于她给我带来的事物的诚惶诚恐。我是把那些看得过于神圣而在它们面前噤住了。回想起来,母亲对于我一直是不满意的,我能想起来的母亲对我比较满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结束,母亲给我补课,希望我跳过二年级直接上三年级。可能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比较象我母亲希望我有的状态。我记得母亲在我将练习本的角角落落写得满满当当时给我说,不用这样节约,譬如房子,为什么不刚及头顶呢,因为人还需要在其中感觉到美和舒服。另外一件事就是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县上的作文比赛获了奖。母亲没有直接对我表示过满意,是我从她对我的态度中感觉出来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和母亲是可以交流的,我成了一个能站在母亲面前而且可以说话的人。其余的时候我是不敢站在母亲面前的,我总觉得自己不配母亲那样期望,我不敢面对母亲。母亲感觉不到这些,她感觉到的是我的玩劣和没心没肺。我后来的人生也被这样分成一段一节,大多数时候我知道我都是不配站在那些真正的人面前和他们平等交流的;而那些能够站起来的时刻我又都只顾低头忙碌,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真正平等地跟那些我心生敬仰的人的交流。所以他们对我的激发更多就是隔山打牛,都是间接的。这就更使我觉得我难以面对母亲;母亲去世后,我多年都不敢见母亲的故友。母亲一定不知道,那些她对我心心念念的教诲我能记起来的顶多只是一鳞半爪,但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多年来使我喘不过气来;我甚至常常在想到那些时有一种想昏睡过去的欲望,因为我知道我醒着的时候无力面对它们。成年后对于我,活着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我不配活着。这些感觉,从前不能跟母亲说,后来有时候我能跟弟弟交流一些,弟弟走后,这些又成了压在我心底的磐石。父亲看不到这些,她只是觉得母亲在一些事情上不像他那样有计划、有定力、能吃苦。比如母亲的高师函授课程,如果母亲能把家事撇开一点,如果母亲在平日里能花些功夫在功课上,大概也不至于到最后没有时间通过考试了。父亲的我的母亲和我跟弟弟的母亲仿佛不是一个人。大概父亲的认为我母亲任性更多的是这种这类的事情吧。
    怎样活着才叫真正地活着——母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母亲对她自己提出的问题。母亲用她一生,用她四十多年的人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母亲在读中学的时候,作文曾经被选到当时省上出的作文集子里,她大概从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以后想写作的念头。高中毕业学校里保送她上中专她不上,她想考大学,学中文。但母亲没有能够考上大学。以后的人生何去何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了母亲时时拷问自己的问题。那时候的农村里,她没有更多的选择:结婚、成家、生孩子,但她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家。于是母亲在结婚当天,在客人们都散去之后,郑重其事地向祖母提出来自己要当家。这件事给祖母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以致以后多年提起这件事她还愤愤不已。这件事也使母亲跟父亲那边的亲戚结下了梁子,直到母亲去世都没有缓和。我一直感受着母亲与父亲那边的亲戚的尴尬。过年祖母的娘家待客的那一天,母亲是不去的,太小的时候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等我能记事时,就是派遣我或者弟弟去,由父亲带着。母亲掌管的家是一个真正半边天的家。父亲是父亲那边的亲戚们的楷模。有一次,父亲家里的一个亲戚对我说:你长大了能像你父亲那样有本事就好了。父亲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现在八十多岁了,他常常对我回忆起他小时候和他的亲戚们的事情。而母亲还在人世的时候父亲家的亲戚于我们是陌生的。来往于我们家的都是母亲那边的亲戚。他们帮着看护我们,帮着种我们家那几亩责任田,往来于镇上赶集的时候,也会在我们家歇歇脚。他们都很热爱我母亲,尊重我母亲,我母亲去世后多年提起母亲还会伤心。父亲的一个表姐,曾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在我们家中看到我喊叫,蔑视地对我说:跟她妈一样,吱哩喳哇的。我知道她所说的我母亲根本不是真正的我母亲,她根本就不了解我母亲。我后来想到,她从只鳞片爪的事件中了解到的母亲,加上了她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的想象,那个人就不是我的母亲。她看不到母亲带给我们的那个梦,那些左右着我,左右着弟弟,规定了我们人生走向的梦。这一点,祖母是看到了的。她看到了母亲的硬,看到了母亲不随和,也看到了母亲的不动声色,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她都赞同而已。我想的是,究竟有什么是那些搁置了的事物,是什么使我们这些年里东倒西歪、踉踉跄跄,竟然将弟弟走失了?
    与母亲对于人生的自觉相比,父亲的人生更多则是随性的。像大多数适龄男生都会选择一种未来的值得奋斗的“事业”一样,父亲也选择了一样“事业”:那就是他的学业;父亲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一生都坚持了读书这个方向。而父亲对于“事业”之外的事情没有太多的要求。譬如父亲的婚姻。我听说父亲曾经用10年的时间抵制过包办婚姻,但我总觉得父亲的抵制没有多少他个人的内容。父亲的生活是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他并没有因为漫长的抵制而增加多少关于婚姻和生活的个人见解。一切都是现成的,比如上学,那就是门门功课都要考5分;在各种事情上都积极,从入团入党到班级和系里的各种活动和公益劳动,做一个优秀学生;比如婚姻,那就是把挣来的钱都交给妻子,相信她料理生活的能力,至于家务,那也都是她的事情,孩子他自会长大,婚姻它自会和睦。与母亲相比,父亲在他的事业上是成功的。他虽然不幸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多年以来都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但在被平反后很快抓紧时间写了一批专业论文,在高校恢复评职称以后是他们学校最早评上正高职称的教师之一。父亲的眼里只有他的“事业”,我和弟弟小时候对于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不仅因为父亲很少参加管教我们的事务,父亲甚至缺少观察我们的眼睛。我对父亲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从小就是母亲说我们什么就是什么,他从来没有不同意见。不止对我们,就是母亲的事情父亲也知之甚少。母亲那时候星期天成天趴在缝纫机上为我和弟弟做衣裳,她会托我们那里那些在外地工作的人带她给她们描述的布料,自己裁剪,在家里为我们做。我穿了母亲为我做的衣服,别人常问那是从哪里买的。偶尔在年节,她也托在外地工作的亲戚或朋友给我和弟弟买成衣。我后来到了省城,碰见以前认识母亲的人,他们还会说起母亲从前给我们穿的衣服。我说,这些事情,她把这些当成了她追求美的一种途径,当作了自己实现自己的生命追求的一种途径,你不能否认吧?父亲仿佛在听说一件陌生的事情,他诚实地承认自己对此没有多少印象了。即便父亲不是轻视这些事情,至少他认为这些事情是应该交给家中的女性去做的,与一个在事业上有野心和追求的男人没有多少关系。至于母亲在为我们做衣裳的过程中实现的她自己对于一种梦想中的生活的追求,父亲因为他对于女性的固化的角色定位而感受不到。对于身边的活生生的人的无视,这一点甚至让我在多年里将父亲看做是耗尽了母亲的气力而将母亲合谋杀死的势力的帮凶之一。
    我常常想,对于我们家过去那些年那么多灾难性的事件,父亲的过错不在于他选择了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所选择的“事业”,父亲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以一个半开化的“前现代人”的内质代行“现代人”的职责。母亲活着的时候那些人情往来在她走后都突然消失了。我还能记得起来初获解放的感觉——再没有人责备我在那些家里的熟人面前不得体的表现了;也从此没有了对于我们在一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事情上的要求。我们只需每天埋头于功课,像父亲那样对“闲淡”事情忽略不计就足以成为一个好孩子了。在我们生活的父亲单位那个小小的家属院里,我们姊妹以我们的沉默,以我们还过得去的功课真的成了几个“好孩子”。父亲在那段时间里经历过许多职业生涯中的大事情,但我们都直到多年以后才有所耳闻。作为一个有着婚姻家庭的男子,也当然地有着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要,只是在父亲那里,这些需要中的很多被他当作“闲淡”事情轻描淡写地略过了。我觉得父亲真正在乎的只有他的“事业”;而自从平反后父亲调到了他后来的单位起,父亲的“事业”就是通过他的职业来实现的。父亲在他的职业中追求着人生的超越性目标,他把他的事业当成他的全部。他在事业中矢志不移,自信刚强,忍辱负重,有勇有谋,收放洒落,从我后来听说的他那些年的经历,他在他的职业中的事件,才渐渐感觉到我一直在心里微微看不起的那个内向、本分、有些扣扣索索的羞赧的父亲的不同来。父亲在处理家里的事情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一切都自己扛起来,不让我们知道——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有的时候也不是刻意,在他为自己建构的家庭中他找不到与我们沟通交流的渠道,他也不舍得在这里花心思浪费他中年后才能艰难得来的可以投身“事业”的时光。父亲在我后来分析我和弟弟生病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能够继续我们的母亲那样照料我们的精神需求的家时自卫地辩解说:当时你和弟弟都小,要吃饭、要上学,你祖母年纪大了照顾不了你们,我如果真的找一个所谓的知识女性,绝对不会像你们继母这样任劳任怨地牺牲在家里,谁来照料你们?我还要不要搞事业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向父亲表达清楚,一个知识女性并不意味着家就不家了。也许我们会在有精神追求的家庭中成长为新的人:自己料理自己,还能学好功课,全面发展;最起码不至于成年后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一点常识都没有,以致于早年间母亲在我们身上培植的那些梦想映衬着我们的无力和苍白,映衬着我们的一筹莫展,弟弟和我都羞于看到自己的状态,我们不约而同用结束自己来结束这种在我们看来可耻的生活。而且,父亲对他再婚的选择,在事实上,对继母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母亲只是1960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严格地说,当然算不上知识分子,但她的知识和文化除了使我们家生活更丰富和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之外,并没有使我们被忽视。也难怪父亲没有将我们的母亲想象成知识分子女性:与他在职业上的积极进取不同,母亲将她的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家庭生活。父亲和母亲都在自己的职业上有过类似的挫折:父亲是给学院的党委书记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并在毕业分配时被分到了条件艰苦的陕北,多年都不能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母亲是在调查组来学校调查时如实反映了公社文教专干用给学校盖房子的木料给自己家盖房子,从此民办教师转公办永远没有她的份,而且在后来分校的时候还被从镇中分到了村里的小学。面对相似的遭遇,他们各自不同的对待方式显示了他们的不同。父亲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读书写字的习惯,即便在“文革”中被开除公职在家务农也是如此;他积极地学习,被分到陕北还不断地学俄语。相比于母亲,父亲的灾难更加深重,他走到哪里,都甩不开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前途渺茫,但父亲一直在为他的未来准备着。而母亲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家事上。教育我们的责任都在母亲身上,父亲除了给我们买几本课外书没有在我们身上投注更多的精力。与父亲相比,母亲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到自己的学习中去。文革后,学习的风气渐浓,在父亲的建议下,母亲也报名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高等师范函授班,但母亲最终没有通过考试,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家务、孩子、学校的工作,母亲自身日渐严重且得不到任何治疗的病,她没有喘息的时间。那些年,她埋没在家务中,连早些年有过的看书的习惯也丢弃得差不多了:我只看到母亲看报刊杂志,没有见到过母亲看过大部头的书;家里母亲早年间的书,《丁玲文集》、《乒乓群英》之类的书早已泛黄。母亲给我们姊妹订了《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给我们拿来组装航模的图纸,买来适宜儿童阅读的书籍,我的作文是在母亲手把手的指导下才成为最初作文比赛的获奖作文的——母亲的重心全然在我们身上。与母亲那些女同事相比,母亲并没有更不善于充实自己;但在那时的体制中,她的方式方法不容易使她获得成功。从我能记事起,学校每年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名次,不仅学生们之间有比较,老师们之间也有比较。并且以老师们在全公社的排名来分出老师的优劣,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仅有一次在全公社的学生考试成绩排名中排了第一名。母亲使她的学生们记住她的,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比如她对那些穷而努力的学生们的关注,比如她对那些家境困难且功课不好,但心思单纯的孩子的尊重,对某个字写得好的学生的激赏等等,我不止一次见到母亲的学生在母亲去世多年后提到母亲时满怀怀念之情。这与学校当时要求的颇不相同。母亲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不按照时俗,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比如母亲刚刚被分到村小学的时候,公社暂时没有分配村小学的负责人,母亲主持每个班奖励功课好的学生课外书籍,我记得自己有一本名为《电影的秘密》的书就是那时的奖品,而那个时候,我们镇中奖励学生也不过是奖励讲究一点的笔记本或者字典、手绢之类的东西;还是母亲在镇中的时候,与母亲过往密切的就不仅有女同事,也有一些与母亲保持了长时间友谊的男同事;在我们家,母亲还曾专门招待过她的老师,这在那时在农村生活的女性中是很难得的。我上学之后,几乎所有认识母亲的我的老师都会被母亲对我的要求所打动,主动向母亲指出我在学校的种种顽劣表现。母亲也在意我和弟弟在她的同事和朋友们面前的表现,甚或是我们在亲戚们面前的表现。而在母亲去世后,这些事物都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父亲引领的家,是一个只有功课和书籍的家。
    初与父亲说起母亲的时候,对于父亲口中的母亲的空洞很讶异,觉得一个与父亲生活了20年的最亲近的人竟然没有让父亲产生多少可资回忆的细节这件事情不可思议,然而后来随着与父亲交谈的增多,再联想到父亲对于我们姊妹的教育中的简陋,以及他处理家事的笨拙,渐渐也就释然了。父亲意识不到母亲提出的那个问题:究竟怎样活着,才算真正地活着;而这个问题,长时间地折磨着我和弟弟,让我们觉得无颜面对自己、无颜面对生活。每当我们表现出被生活所困的窘况,父亲总觉得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所致。上学时他觉得我们困窘是因为考试失利,为我们找来介绍学习方法的资料;我至今还记得父亲为我们复印的钱伟长在报刊上发表的谈自己学习的方法的文章。后来离家在外地上学,我生了病,父亲认为我是害怕成绩不好毕业难以分配好工作;他反复向我说起他有一个认识的人是某民航局的局长(我读的是民航院校),向我保证不必为未来的工作担忧。面对工作后我们表现出的巨大不适,父亲认为是我们当初认为自己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的后遗症,上学时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不切实际的追求上;现在只需好好用功通过职称考试,一切就都会没有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想不到弟弟20多岁就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英语口语和学校的外教交流没有一点问题、考研时考了70多分,刚刚领过结婚证、照过结婚照,竟然会轻生;父亲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至今都固执地认为弟弟是在某个地方躲起来了,他还好好地活着。弟弟生病后每天需要服药,而那时候治疗那种病的药使人神志不清,弟弟早上难以起床,白天长时间处于昏昏然半梦半醒之间,工作学习都难以达到应有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样活着是弟弟无法接受的;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没有可以骄傲的工作成绩,仅仅是这种状态的衍生品,对于我也是一样的。在我和弟弟先后都生病了以后,父亲面对着巨大的压力,然而父亲始终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他跌跌撞撞地应对着,勉力地支撑着,终于没有逃脱在老年失去了心爱的儿子的厄运。父亲至今都意识不到那些在我们的成长期被忽略了问题的重要性——因为父亲从自身出发,觉得自己少年时期就离家,祖父母因为文化经历所限,对父亲在外面的生活没有多少直接具体的帮助,除了为父亲包办过一桩婚事: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你们的祖父母,父亲说。
    父亲这句话结结实实地将住了我。
    与母亲带给我们的事物让人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不同,父亲带给我们的更多地是一种宽松解放的气息。我还记得母亲去世一年多以后我转学来到父亲身边,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数学就没有及格。我伤心地哭了。回到家里,我不敢将这消息告诉父亲——我习惯了我考试成绩糟糕时母亲对我的严厉呵责。然而父亲知道后,只是安慰我说,不要紧,考得好也不值得骄傲自满,考得不好,也不需要灰心丧气,一次考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我当时竟然有一种怅然若失,无所适从的感觉;过了几天,才回过神来,下一次要考得好一些。而且,不再纠结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的确在一段时间唤醒了我们,尤其是我,自己管理自己的热情。在我的整个高中期间,学习成绩几经跌宕,每一次,都是以母亲活着的时候所没有过的自觉恶补一番扭转局面的。在我考试前认为自己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用功,打算下学期再好好努力时,父亲对我说,考试前,大多数学生的状况都差不多,最后谁能考得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试前这段时间的复习状况,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些,是母亲无法教给我们的。母亲没有那么多在课业学习上的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她对于我的表现的着急、焦虑,对着我日益长大又不省事的懵懂,没有更多的办法,只好求助于越来越严厉的斥责和打骂。在我后来和父亲谈起这些时,父亲只是说,你母亲也是恨铁不成钢。父亲极少在谈起身边的亲戚朋友时使用评论性的字眼。对于他碰到的我姨母的刁蛮,一些显然对他的不公正,他都宽厚地略过了。有一些提起来难免要贬抑某个亲戚朋友的事件,他干脆从不提起。特别是对于女性,无论是母亲,还是现在的继母,父亲在提起她们时使用过的有明显倾向性的语言都是可数的。祖父在父亲小学毕业时要他放弃学业去学做生意,父亲不去,并且以在考初中时考上了国民党的简易师范,不要家里供学费和伙食费的方式,把学业坚持了下来。这件事是祖母讲给我听的,我问父亲,父亲只是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做生意。祖母为父亲包办了他的婚姻,这些,父亲都从未提起过。成年后,出于好奇,我问过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同意祖母给他选择的婚姻,父亲说,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婚姻自由。父亲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事情上指责或者抱怨过祖父母,从来没有指责过母亲,就是我和弟弟这样两个使得他一再担惊受怕,与别人家的孩子相比,给父母带来了无尽的麻烦的孩子,父亲也从来没有抱怨,没有一丝哪怕是最轻微的嫌弃。倒是我,在与父亲的交谈中不断抱怨,抱怨母亲,抱怨父亲,抱怨自己没有生长在一个更简单、更健康一些的家庭里。我指责父亲母亲处理事情的方式,比如他们都因言获罪,得罪那些当权派,不会明哲保身,父亲说,像你母亲举报的那个文教专干,你母亲是看不起他。还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一个扬言要离家出走的女人,父亲说,要是你们母亲这样说了,会走了不再回来。我曾一再抱怨父亲不了解母亲,看不到母亲在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做成的事情,后来这些年,随着回忆往事的增多,想到父亲评价母亲这些话,我明白了父亲对于母亲,是有着他的起码判断的,对于母亲的人品和性格,父亲有着他朴素的认识。那里面有着一个人对另一个同样有着独立人格、有着主体性的人的尊重,与我看到的长篇累牍描写了女性,却只把她们当做把玩和观赏的对象的某种看起来新潮、实际上充满了旧的情怀的文人不同。我能像这样放肆地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向父亲倾谈,也是因为父亲的宽厚和没有家长架子才可能的。
    父亲眼里的我的母亲跟我和弟弟眼里的母亲是不同的,我们看母亲的视角是不相同的。父亲不是一个善于观察,在各种问题上都有心的人。在“事业”之外,他的生活存在着无数的盲点;我曾经以此出发,尖锐地指责父亲,看到父亲虚弱、无助的抵抗,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口不择言对于父亲的残酷。父亲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就是母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可是对于父母来说,我又何尝不是个不完美的孩子呢?这些年,我眼看着父亲在各种打击之中坚持他的学习和研究,我也经历了一个从不知所以到逐渐有所理解的过程。我和弟弟先后生病的时候,正是父亲事业渐渐走向收获的时候。我、弟弟和父亲走在西安的南城墙边上,听父亲谈他关于教例教学的论文获得了《中国教育报》的论文奖,我看着穿着蹩脚的廉价衣服的父亲,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像父亲这样不入时的人是没法和我看到的那些衣着光鲜的人相比的,连带着,父亲的研究和论文在我看来也都是不入时、难成气候的。我也知道那个时间前后,父亲获得了曾宪梓教育奖,省政府科研奖,我非但不以为意,而且替父亲谈起这些事情时候的语气和表情难为情。我看到的只是父亲发表论文的艰难、没有成功的人脉关系的困窘,长期生活在底层习得的做派。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正是父亲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春风得意的时候;我和弟弟的病,被父亲视作是前进路上的一点小挫折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不满于父亲对于我和弟弟的病的不得要领,更不满意他在面对我们的病的时候的轻描淡写的态度,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不被任何一个人理解的悲凉,我一次一次地试图逃离这个世界。父亲对于我的举动有过慌乱,然而一切都没有打断父亲的“事业”;相反,我看到父亲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司马迁的那段千古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所有的人都说,你父亲现在就你一个有血脉关系的亲人了,他就是为你而活着的,但我知道不是,父亲还有比我更深切的牵系。我会为司马迁的生命“硬折弯”的故事而激动,却无法接受自己成为父亲生命中的“文王拘”;那些年,除了生活最前线的雨雪风霜就是背后无物之阵的荒凉,我的生活充满了最经常的空洞和停滞,我也因此慢慢开始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直接抱怨。父亲招架着我的抱怨,慢慢和我一起回忆起了母亲,我除了感受父亲眼中母亲的陌生和简单,就是慢慢开始帮父亲打印和投递他的那些论文。父亲这些年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梦。父亲这时候的论文发表起来就更难了,除了他没有积累起来有用的人脉关系,更因为他这些论文的结论的前所未有;常常是写了十几、几十篇,一篇发表的都没有。我替父亲感到悲哀,也被父亲的顽强所折服。在父亲研究梦差不多十年之后的前年,才开始有了正式发表的论文。父亲对我说,我本来可能面临一个凄凉的老境的,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不是谁发善心赐予我的。我想到母亲的究竟怎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活着,我自以为获得了母亲传递给我们的真谛,却似乎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过这个问题;就像父亲说的,不会有人赐予我一种真正的生活状态,只有自己去争取——这就是我与父亲谈母亲这些年给予我的最大收获吧。然而,我忍不住,我现在忍不住想,有父亲陪着走过人生最黯淡的时光,这是怎样的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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