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个“伪”保长

    提起爷爷，南山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留着一撮典型的山羊胡，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总习惯于捻动嘴边那两撇上翘的胡须。爷爷的一生坎坷传奇，独子，父母死得早，是在姥姥的抚养下长大的。
    爷爷老实嘴拙与奶奶的精明能干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家庭来说，他基本是个甩手掌柜，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奶奶支撑着。但，爷爷并不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他脾气倔强，重义气，有爱心，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如果自己家里有一碗饭，他可以分给穷人半碗。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看上了他，成为了我们村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听爷爷说，我们冀东地区，党组织建立的比较早，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家与我们村只有5、6里地，这里，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
    当然，爷爷成为党的人，还是在日伪时期。那天，主管我们那一片地下党的负责人来到我家，爷爷二话没说就痛快的答应了。在他的意识中，只要是为了打鬼子，替穷人办事，哪怕是掉脑袋也在所不辞。那个时代，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党都是秘密活动的，并没有像电影中演的那么正规。爷爷说，他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也没有对着党旗宣誓，只是介绍人一句话，他就成了党的人了。后来，他在本村发展了两名党员，组成了党小组，爷爷就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了。不久，他又在组织的策划下，“爬”上了保长宝座。
    爷爷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组成“堡垒户”，掩护共产党游击队。二是负责情报中转，为党组织报信。爷爷是个白皮红心的人，表面上是伪保长，替日伪办事，但在暗地里却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特殊身份为掩护党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那儿是一个拉锯区，敌我的活动都十分频繁。一次，组织上的人正在我们村秘密活动，敌人得到消息，速来围剿。时间紧迫，几个游击队员在爷爷的掩护下得以及时撤离，但游击队缴获的十几条长枪已经来不及转移了。撤离前，领导交代，武器对我党非常重要，一定要设法保护好，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暴露身份，留着青山在，不拍没柴烧。爷爷遵照指示，把那十几条长枪，封上黄油，再用油布包好，偷偷地沉入了村南头的“三角坑”里。
    武器是没有落入敌人之手，但，等扫荡过后，游击队再去河里找那十几条枪时，无论怎样摸，也寻不到半点踪影了。当时，组织的人并没有说什么，但到了“文革”，却成了爷爷的一条罪证。“工作组”命令爷爷限期交代清枪的下落，而无论爷爷如何解释，他们都不相信。那一段时间，爷爷压力很大，总是自言自语：“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明明是丢在河里了嘛。。。。”实际上，当时游击队就有说法，可能是河里的淤泥太厚，加之十几条枪绑在一起太重了，时间一长，就坠入淤泥的深处了。这是那个特殊时期，党组织基于对一个老党员的信任而做出的判断。可“革命小将”不管这个，为了这件事儿，再加之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他们组织的学习班，非要责令爷爷自动退党。还是上级组织找到公社书记，才没有冤枉了这个当年提着脑袋为革命卖命的老地下党员。
    1947年，冀东地区解放了，爷爷的身份公开了，名正言顺的成了村里的负责人，他按党的指示组织穷人闹翻身，搞土改，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们那儿解放时，平津战役还处于胶着之中，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打仗，我军正在实施战略大反攻。爷爷作为共产党的村干部，一项重要任务就要动员农村青年参军入伍，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客观地说，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那些农村的母亲们大多是不情愿把自己的儿子主动送上战场的。为了做出表率，爷爷第一个报名，把胳膊有残疾的大伯送到了队伍上，从而，带动了一批青年应征入伍，其中有一名前辈，在攻打栾城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头被削去半拉儿，光荣的牺牲了。
    应该说，爷爷是一名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一名党的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尽管他文化程度不高，嘴也笨拙，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只要是共产党讲得话，他绝不怀疑，他已经把自己与共产党的利益绑在了一起。50年代初期，为了防止农村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爷爷第一个在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帮助几个老弱病残与孤儿寡母的人家种地、收割，解决家庭困难。进而，他又把几个互助组发展成了初级社、高级社。在我们村，还是他，第一个主动把自己家的大黄牛，农耕具全部交出来，加入到集体中来。这些行为，也曾遭到过奶奶的反对，但他总是吹胡子瞪眼地说：“我是领导，我不带头谁带头”。这简单的说辞，表达了他对共产党坚定不二的信仰。
    爷爷的表现与“政绩”，被组织看到眼里，同时，也期待他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50年代后期，乡里推荐他到县党校参加一个学习班，那是为党培养干部的，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与培养，很可能被充实到领导队伍中去。那时农村缺干部，特别是缺有文化的干部，爷爷起码读过私塾啊。可偏偏在这个关节眼儿上，爷爷拉了“松套”。南山说过，爷爷不仅脾气倔强，最要命的是嘴拙笨腮，是个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主儿。学习班每天读书、讲课、讨论，还要轮流发言，轮到他发言时，每每憋得满头大汗，吭吭唧唧半天，蹦不出半句话来。他不愿受这个洋罪，也不愿在学员们面前丢人现眼，没经领导同意，就卷起铺盖卷儿走人了。真是可惜，当年要是换上南山这嘴巴子，说不定当上县长了。可是，他老人家淡泊名利，急流勇退的精神倒是很值得南山学习的。
    经过这件事情，爷爷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觉得自己已经落伍了。回来后，他甘愿到生产队去做了一名饲养员。这一角色，一干就是十几年，直至他失去劳动能力。他当饲养员期间，南山已经记事了，印象中，爷爷对工作还是那么执着。饲养员是很辛苦的，牛是白天干活，夜间吃草，爷爷一个晚上要起来几次，为牛饮水、添加草料。白天牛去干活了，爷爷还要清理牛舍、铡草、拌料，一天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六十年代，闹饥荒，有的饲养员偷偷的从牛饲料中挤出点儿来，拿回家填补肚子，但爷爷是从不做有损集体的事情的。不往家拿东西也就罢了，他还把自己家的铁锹拿到生产队去拌饲料，把家里的扫把拿去扫牛舍。说到此事，奶奶就会骂爷爷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
    爷爷已经作古了，但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个事实：他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为**的建立、发展，不懈追求，肝脑涂地。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对他的村民，对他分内的工作，鞠躬尽瘁，不予余力。
    南山为有这么一个革命的爷爷，平凡的爷爷，农家的爷爷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