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那天

　　1970年腊月17日清晨，脸色蜡黄的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坨浓痰卡在喉咙咽不下吐不出，呼噜呼噜作响。妈妈坐在床边无计可施，急得哭了起来。这时，村子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闻声，前脚走后脚跟地都来了，家里的气氛骤然紧张。大伯母说，看来是不行了，得做那头的准备；宝姣婶问，装裹准备好了没。妈扯起衣襟抹了把眼泪，哽咽着回答还没袜子呢！明莲嫂催促着赶快去买。妈为难地说，要是有钱早就准备好了。大伯母说那就到队上先支点钱。
　　妈妈打发我去出纳那里支钱，说，再穷也不能让你爸光着脚去那头。经妈一说，我似乎意识到袜子之于父亲的重要，便一口气跑到出纳家。
　　我家本是超支大户，按理是不能再支钱了。出纳有些为难地说，“按制度要队长签字同意，才能支钱。”而此时队长带领一帮青壮年劳力，上了青山龙水库“大会战”工地。出纳见我面有难色，换了口气说，“这样吧，你家情况特殊，先支了再说。”如是，要我写了张3块钱的支条。
　　我跑回家把钱交给妈妈，然后急忙拿了个红薯背起书包准备去上学。这时大伯母阻拦说，到了这个地步还去上学？那年我虽已有了12岁，却不懂什么养儿送终，妈妈气得有些懵懂也没强留。我在爸爸病床前磨蹭了一会，想说些什么终于没能说出来，还是去了学校。
　　其实我在课堂上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总挂念着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上到第三节课时，木顺冲进教室气喘吁吁地说：“辛顺，你爸死了。”我听了如五雷轰顶，眼泪唰地掉了下来，哇哇地哭了。上课的是一位姓郭的老师，没想到他不但没作任何安慰，竟然蹦出一句：“这有什么哭的，人总有一死。”
　　“人总有一死”是毛主席语录，那时常挂嘴边。不知这位郭老师是机械地出于惯性使然，还是真的不懂感情，或许是对情感的蔑视。从此我对这位郭老师没了好印象，见他后脑勺上有一撮白头发，便在同学中带头叫他花头鸟。
　　我与读小学一年级的妹妹飞奔着跑回家。这时，枯瘦修长的父亲已笔挺地躺在了地上，双手搭在胸口。父亲身着青色的衣服、裤子和白底青面的鞋子，头上戴着青色的帽子，双脚终于套上了新袜子。
　　姨妈眼眶噙着泪水，拉着我和妹妹的手悲戚地说：“来，拜你爸。”我和妹妹一左一右跪在爸爸的脚下，在姨妈的指点下，拜了三拜，大声哭喊着叫爸爸，赖在地上不肯起来。
　　不一会，亲友闻讯陆陆续续来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二伯母随堂哥倒插门居住在十里以外的一个山村，她拄着拐杖，提起小脚，移动着碎步，亦步亦趋也来告别。还在后背岭上就放声大哭起来，诉说着离别之情。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有龙嫌龙，没龙想龙，如今离别，往后哪里去见龙。”
　　接着，大姐手拉背驮带着两个小外甥来了，过了门前垌中的小桥就哭了起来，进屋见了躺在地上的父亲就哭得更伤心，一边诉说着父亲的养育恩，一边数落自己未能尽孝的歉疚情。两个小外甥哭得更响。一时间，悲声回荡，在场的人听了无不落泪。
　　二哥在部队服役，此时正在拉练，部队首长截留了拍给二哥的电报，隐瞒了消息，没能回来。后来二哥说这让他遗憾了一辈子。
　　这时大哥在50里以外的青山龙水库建设工地，我们兄弟姐妹6人，只有15岁的二姐给父亲送上了终。想来深感内疚和忏悔。
　　已是晚上9点，父亲的遗体还没入棺，一直等着大哥的到来。等啊等，晚上10点多大哥终于徒步赶来了。人还在门外，大哥的泪水筛米似的早已哗哗洒落，不断地抽泣着。大哥已是25岁的人了，不需他人指点毕恭毕敬跪在地上，点燃了三根香装上，又烧了些纸钱，然后深深地拜了三拜。那时正值“文革”，视烧纸、装香为“四旧”，是被禁止的。然而，乡亲们见了都心照不宣，没人指责，没人制止，更没人告发。接着，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点点锣声的伴送中，父亲的遗体被小心翼翼地抬着放进了棺材，盖上厚重敦实的棺盖，然后用四根长长的四方铁钉紧紧地钉上了。
　　父亲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与我们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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