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记忆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阴云下度过的。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平陆县杜村，现在与马村合在一起叫杜马村。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已经6岁，到了能够记事的年龄。当时，我父亲在运城市邮政局当邮递员，家中有爷爷、奶奶和几个叔叔，母亲带着我和两岁的弟弟，和爷爷一起过日子。日本人来了，平静的山村不得安宁了。鬼子兵烧杀奸抢，无恶不作，隔三差五地下乡“清剿”，抢粮抓丁掠女人。村上的丁壮有的出去在国军当兵，有的在八路军当兵，大多是出去逃难，老百姓俗称“逃日本”。剩下的老弱妇女，最可怜的是年轻的女人，平时用锅底灰抹在脸上，搞得脏脏的，以避不测。每逢日本鬼子下乡，乡亲们带上提前烙好的锅盔，朝山沟里跑，躲进山中的鸽子洞。所说的鸽子洞，就是山中的大山洞，栖居着数不清的野鸽子，乡亲们把这山洞叫鸽子洞。叔叔们有的赶着自家的牛、驴，有的背着东西，母亲既要抱着弟弟，又要照顾我。我人小，跑不快，母亲让我拽着她的后襟，还是落在了人群的后边。正在着急的时候，多亏了我四舅及时赶来，抱起我跑进了山里。
    舅舅家在马村，与我村很近，有一里来路。二舅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暗地组织民众抗日，为八路军递送情报，不幸被汉奸出卖，日本兵要二舅交出当地的共产党名单，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二舅死不吐口，残忍的日本兵把他五花大绑，投进深井活活淹死。四舅当时刚十七岁，长得高大结实，后来每次逃避兵乱，他都来帮助我们。要不，单靠母亲很难在战乱中保护我们姐弟俩。这种令人熬煎的危险事，每隔十天八天的就有一次。爷爷年纪大了，跑不动，他认为日本人不会把他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怎么样，就留在家中。谁知日本兵根本不管这些，把他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逼他说出乡亲们藏在哪里。我们老杨家是大户，爷爷在村中德高望重，就是他和村里的长辈们商量要乡亲们躲进鸽子洞。他知道日本人一旦找到鸽子洞，乡亲们就要遭大祸，任凭日本鬼子怎么拷打，坚决不说乡亲们躲避的地方。鬼子兵气急败坏，按住他头把肥皂水灌进他嘴里，折磨得老人昏死了几次。鬼子兵走后，人们回到村里，赶紧抢救昏死的爷爷。当时无医无药，就采取最原始的办法，捉了个苍蝇放到爷爷的嘴里，使他恶心呕吐，吐出肥皂水。
    母亲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天天如坐愁山，度日如年。忽然传来父亲的好消息，他被国军战时临时转为军邮，待遇比照军人，比在地方邮局好了许多。他把我们娘们仨接到运城去。到了运城，又是另一种紧张和危险，整天要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家家都挖防空洞，听到警报响，就钻进自家的防空洞。在运城大约有一年时间，部队要转移到洛阳，我们随着军邮队走，有部队战士保护，但路要靠自己走，父亲抱着三岁的弟弟，母亲领着我跟后边。一天下来，父亲的胳膊都抱肿了，痛得举不起来。有一次，他把弟弟放在一个村子的土地庙前，想让好心人领走，刚走了几十步，觉得又不忍心，就反身回过头把弟弟抱走，幸好弟弟没有离开。
    在转移的途中，经常吃不饱，每到一地，总是先到当地老百姓家讨要吃的，能讨到啥算啥，根本就不计较粗细好坏。我们有战士的保护，也懂得一些防空知识，听到警报声，都能服从保卫战士的口令，卧倒在马路边的农田里。当时正是五月天，我趴在豌豆地里，趁机折豌豆角吃。日本飞机来了，飞得很低，几乎能擦着树梢，声音震耳欲聋，又是扔炸弹，又是扫射，跟在军邮队后边的逃难的人群，不懂如何躲避日军飞机，损失惨重。日机飞走后，哭声一片，我看到满路是残肢断腿，血迹碎肉，树枝上挂着遇难者的肠子肚子，有的被炸得难成人形，空气中都散发着血腥的味道，真是恐怖极了！这悲惨的一幕，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以忘却。到了洛阳，一连几天，我都恶梦不断，几次被吓醒过来。
    五六天，终于到了洛阳，日子总算安定下来，再也不用“逃日本”。在洛阳待了三年，父亲又被转移到西安终南山下的太乙宫。抗战胜利时，我已经14岁了。8月15日那天，简直比过年还热闹，我看到许多人流着眼泪，奔走相告，到处都是庆祝的鞭炮声，到处都是欢庆的锣鼓声。母亲高兴地搂着我说：“咱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地‘逃日本’了。”
    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回到地方邮局，我们从太乙宫搬到西安。从此，长居于此，成了西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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